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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 夜 思 索 （思想珍珠散地！！）

暗 夜 思 索 （思想珍珠散地！！）

博客作者：dttln1980---记忆裂痕.全文共45条.请见 http://dttln.spaces.live.com/　


暗夜思索 （转）
　　一
　　19世纪的俄罗斯思想是光彩四溢的。直到十月革命，多数人认为俄国的自由主义精神始终得到最有效的发挥，然而，以赛亚·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却声称19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为俄国自由主义失落的大历程。“自由主义发展为革命民主主义”在伯林眼中则是“自由主义蜕变为极端主义”的过程。
　　“社会与个人”的关系定位，在我看来是体现知识分子价值与立场的根据。上个世纪末，在中国文坛上，关于哈维尔与昆德拉的那场不大不小的争论过程中便暴露这样一种自由观：即一个公民所追求或是想得到的是消极的自由还是积极的自由？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小说主人托马斯拒绝了因所谓的自由而签字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这种签字是被动的，接受这一行为的同时其实得到的是“反自由”，是“一些人变成了目的而另一些人变成了手段。”


　　当然，我们不会否认像哈维尔、甘地或是曼德拉这类谱系人物的自由精神及其所作的努力。问题在于，在这一谱系人物的号召下（我想强调号召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大家所做的努力会形成一个矛盾体，用伯林的概括就是：“谁能保证那些号召我们为历史的目的、为后代牺牲的人，不是以历史、后代的名义让我们为他们牺牲？”他进而说到，“从常识甚至字面的意义上来说，在毁灭或牺牲与幸福或自由发生分裂的情况下，对于专事毁灭与牺牲者，就不存在自由，他们追求的不是自由，而是某种理想甚至幻像。因此，与此时此地的个人的失落关联的，是自由的失落。”
　　试图解读自由不过百余年的中国人，对自由的深度与广度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
　　参与是一种自由的概念，观望与沉默也是一种自由的概念，不参与更是一种自由。在自由的雷区里，我们应当时时查看牵引自由的红线在一片叫喊声中是否还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还是被某些宏大概念偷偷地置换到“无形的手中”？
　　我们至少要问问自己，这个自由是“我”还是“我们”的？
　　在一个稀缺自由意识，同时又充满着大量伪自由的条件下，自由的双重性会时时显现。
　　二
　　1914年4月2日，卡夫卡的日记中只有两行文字：“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在这里，我读出了一种震惊，一个个体生命的强大与无奈之间巨大的落差。
　　当一个人彻底脱离了群体形态时，所呈现出的生命状态竟如此强大，他们可以毫无疑问的将整个世界都丢在脑后，不去思考任何跟自己无关的事件。然而，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强力时，个体又是如此的弱小，以至于连发言的权力都没有。
　　三
　　1931年的某天在柏林街头，德国人权协会举行集会抗议政府禁放由雷马克小说改编成的电影，因为影片“有辱于德国士兵在战场上的骁勇”。雷马克愤怒了：“毫无疑问，即使是最恐怖的经历，由于已经被克服，多少也会带有点英勇的光泽。没有哪个人会而且想要贬低德国士兵的巨大成绩。但是必须坚决反对现在还片面地利用对这种成绩的回忆来美化战争，并因此缩小战争所造成的无限痛苦。”
　　我不认为德国士兵有任何"巨大成绩"，但我同意雷马克对回忆所保持的警惕。时至今日，一些上了年纪的人，突然念道起“文*革”中的种种“好处”，并大有“今非昔比”的意味。
　　血腥在经过了时间的过滤后，真的变的那么美好么？我们离它不过30年而已！
　　四
　　抬眼向窗外望去，一片连星微灯光都看不到的暗夜，在这一时刻翻看一位死者的日记，我多少有些恐惧感与悲凉感。然而在1952年10月19日这一天的夜里，顾准的心情却更为恐惧与悲凉：“昨夜，写笔记时接秀信，语句公式化，吾心所所深知，却不免有所波动，来商城后第一次半夜呜咽。幸床铺是单置的，未为人所知”。
　　秀是顾准的妻子，在与亲人千里之遥处，读爱人的“公式化”书信是怎样的心境？难道只是因为一颗喜欢独立思考的头颅？只是因为没有加入“大合唱”？他就“理应”失掉一个人最基本的情感保障？这又是怎样一种残忍？！如果只是拿“环境的逼迫”来原谅弱者的无情，那么，我们又何以面对在沙皇年代里，那一批又一批随着“犯罪的丈夫”自愿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女人？
　　顾准怀着一颗绝望到底的平静在第二天的日记中写到：“昨晚复信给秀，有[生活本有各种方式]，一切由你决定好了”。“本有各种方式”的顾准却只能别无选择的踏上了不归路。
　　那一夜，顾准一定在失眠中死掉了一颗多情的心，但，他又以某种形式复活了。
　　五
　　真正的悲剧从某种角度看上去，竟然有了喜剧的色彩。
　　当昔日的《真理报》总编布哈林成为阶下囚时，他念兹再兹的仍是"党"。并在临终前托人捎给前妻一封所谓的遗嘱：“有一天，一定会给我昭雪，并恢复党籍的”，这句话明显缺少主语，主语是谁呢？是党？我猜想布哈林写出这句话时，一定泪流满面，悲痛与委屈与无奈交相辉映。
　　到了八十年代，他的确被恢复了党籍。当初的悲痛现在看上去反到有了喜剧的效果！ 　六
　　读旧报纸。
　　1966年，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开局之年，这一年七月的某地报纸上登出了这样一条新闻----《用革命精神养猪》，看过标题后，我就在琢磨，用革命精神养猪是怎么个养法呢？让公母猪们集合起来读革命著作？然后受革命著作的鼓动，欢欢喜喜的做爱，或是拼命吃饲料，争先恐后的大叫“先宰我”！我细看了下文才知道，原来不是猪，而是饲养成员"读了毛主席的著作，学习用白求恩同志对待工作极端负责的精神养猪………养猪也是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也必须用革命精神来对待，饲料不足，就决心自力更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我再一次为中国人的超级联想而折服，用革命精神来养猪，就算拿不到诺贝尔奖，也算得上“惊天地泣鬼神”吧？而且遇到“饲料不足”这种客观事实，还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倘是资金不足大抵也是可以发挥一下“主观能动性”的。难怪我在部队每每遇有身体吃不消时，首长们就会说我“思想有问题”一样，原来，精神的可以变物质的并不是安徒生童话里才能实现的，我们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时就有“点石成金”的技术了，只要我们发挥主观的能动性，什么超英赶美、什么伟大前程都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跟一件过去的事较真儿有点可笑，可是我想的是我们今天仍在阅读的文字，我怕有些孩子们在阅读到过分相信主观力量的文字后会生出许多可怕的念头-----“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一词，太有诱惑力了。
　　1958年大跃进。报上说，四川有个农村妇女过去一个字不识，但却从“1956不会写字”到“1958年做诗四百首”。原来，那时不仅仅是放几颗“卫星”，说说亩产万斤的事儿，跃进的是人，不是物。
　　这位妇女有一次在怎么激动的平静状态中就提笔写道：“人民公社喜洋洋，妇女姐妹出灶房，娃娃猪儿有人管，妇女安心搞生产，风调雨顺好时节，幸福欢乐唱不完。”
　　我不确定那时候这位女士是不是正饿的发慌，但我确定她的四百首诗一定是换来了不少精神粮食。在这个善于使用“语言暴力”的国度里，思想所迈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踏地雷的危险。
　　七
　　《圣经·士师记》里记载，上帝叫以色列统帅基甸在出征攻打米甸人以前考验自己的兵士：命令他们喝湖水。那些像狗一样爬在地上舔水喝的人，上帝认为是不好的兵士，命令放他们回家，后来有300名战士用手捧着水喝，上帝就赐予这个队伍战胜敌人。
　　由此我联想到了我们的"老菜娱亲"之类的故事，似乎在我们这个民族里，只要是能达到某种目的且不乏善良的目的，是完全可以割让尊严与人格的。我记不清在多少报道里，某人为了正义和原则而"给某某跪下"，而我们似乎没有想过，靠下跪争取来的直立，靠忍辱换来的尊严，其得到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尊严的本质？
　　当孩子们从“伟大传统里”一再获得“韩信忍辱成大气”的信号时，我们有理相信，靠出让尊严去获得成功，也同样会滋生出为了利益而不惜一切代价的下流。
　　八
　　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讲，当她某一天某一时，在地铁里读到关于遇罗克的身世时，她竟忍不住哭了。
　　我想，倘能生在一个可以大哭复大笑的时代也算得上幸福，像阮籍、嵇康所处的年代一样，自由表达自己的感情，连同每一次心跳都可以听得见。
　　我们不要再地铁里悄悄地哭。
　　九
　　化腐朽为神奇--这是中国人创造的情怀。
　　腐朽永远是腐朽，神奇的不过是自欺欺人。
　　十
　　流沙河曾写过一篇有趣的文章叫《双面碑》，我之所以说这文章有趣，是说这文章读过后，有助于读史，更有助于认清现实。
　　这块双面碑立在菲律宾的马克坦岛，当年麦哲伦率船队在此登陆与当地土著居民发生冲突，有一个叫酋长拉浦拉浦，他领导着一群哥们把这群欧洲人打退了，麦哲伦也在这结果了性命，没有亲自完成他的环球之旅。
　　于是，后来人就在这里立下一块碑，一面写着（大意）：拉浦拉浦先生如何有民族气节，率兵击退侵略者。另一面写着：伟大的麦哲伦如何身受重伤并“殒於此焉”，然后他的同伴继承了他的遗志云云。
　　流先生说他看了拉浦拉浦的那一面时，好像“左脸挨了一掴”，因为杀麦哲伦的凶手怎么可以这样树碑表彰呢？接下来，流先生受了启发，他说：“设想当年蛮刀一砍，脑袋开花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张三李四，或是碌碌如我，或是碌碌如你，谁还记得有个土著酋长名叫
　　拉浦拉浦的呢！所以，想要出名，最好去揪住大人物打官司，或是拿枪射总统。怕犯险，提棍子打文豪，也行。如果还怕，就脱裤子趴在地，骂他的娘，让他来打。”
　　流先生受得启发就不说了，有点孩子气，我到是联想到了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他们是最倒霉的一群人，国家亡了，他们是“清谈误国”，国家统一了，他们中除了汉奸就是指责汉奸的人，三千年的历史里，除了那些残留下来的古物，最多的特产就是汉奸，甚至突厥人和满人占了中原后，一旦不合我中华文明，也不可以叫“突奸”和“满奸”，只要占了中原就是汉奸。
　　中国人如果看了这块双面碑就会发现，原来三千年来，做傻瓜的就只有老百姓。
　　十一
　　看国产电视剧也能看出点乐趣。
　　王刚扮演的何坤虽然很大程度上带有闹剧色彩，或是说迎合了我们一以贯之的“贪官”面孔，但他的表演还是挺有意思。有一次，他对纪晓岚说：“我们联手吧，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我们一定能成为最强大的力量”。
纪说：“你这是拿皇帝当傻子看待了？”
　　何笑说：“不敢不敢，不过纪大人有点开窍了”（这话一出口，其实比看一万遍《中国通史》还有教育意义。）
　　纪回答：“我是个书呆子，只知道读圣贤书，我还知道忠字有八笔，笔笔是用生命书写的。”（国产电视经常这样幽默）
　　何接着问：“那么，你说谁是大清国最大的忠臣？”
　　纪挺直了胸说：“我！而你是第一大贪官！”
　　何笑着摇摇头：“不，正因为我是贪官，所以，我才要巴结皇上，成为最忠心的奴才，我是忠臣呀！你处处与皇帝作对，你不是贪官也没好哪去，皇上信我不信你啊！”
　　怎么样？学习这件事情，不一定要读书，看电视，看我们国产的搞笑片也一样学习，所谓“寓教于乐”也。
十二
　　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成为百余年后人们记住并怀念梭罗其人的理由。
　　在这部充满了智慧与深思的著作中，我们会时常看到梭罗独居湖畔并拥抱孤独的身影。然而，有一个叫理查德·扎克思的美国人却将梭罗遁世的这段日子称作"假行僧"。理由很简单，据当地流传下来的言论，梭罗的母亲和姐姐每个星期六都会为他送去甜点和饭食，梭罗本人也时常到村子里去游玩。1846年，即他隐居的第二年8月的一天，一个妇女团体还在那间小木屋里举行庆祝印第岛奴隶解放的年会，而且这里也常常是爱默生等人的聚会场所……
　　这种精神上的颠覆虽让人无法接受，但，我至少还有些安慰，我明白了人与神的区别。
　　十三
　　汪精卫有句话说的精彩：“国民党的天下是自己打出来的，你们不满意，去革命好了”！这里的“你们”当然是指“持不同政见者”，而“天下”的含义则是“政权”，政权一词如果延伸的话，还可以理解成为一定土地范围内的“人与畜”。
　　中国的人与畜从没想到过自己就是“天下”的意思，所以也不过问主子是不是被“革”了“命”，即使“革”了，也会有其它主子来代替，老婆照娶，孩子照生。
　　所谓“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
　　十四
　　在伊拉克，民众只能收看到两个“国家电视台”，萨达姆的儿子在其中的一个电视台里，没夜没昼的传达给民众一首极富民族性和宗教性的歌曲，歌曲听起来铿锵有力，催眠味十足。那时的伊拉克人民统统举起萨达姆的头像狂热地冲向街头，向前来摧毁其政权的美帝国主义发出民族的声音。伊拉克的副总统在接受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采访时，信心十足地说：伊拉克人民将于美国抗争到底。
　　是伊拉克政府与美国抗争到底，还是伊拉克人民与美国抗争到底已变得无足轻重，其实在这里，政府想打仗时，人民就一定会非常乐于接受，个体的人早已变得不再重要，人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政府，政府则理所当然成为"人民政府"。
　　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专制政权的崩溃竟然找了那么多无辜的陪葬者，他们中有妇女也有孩子，最令人不忍的是，那些孩子还兴高采烈地拿起枪说要保卫伟大的领袖。
　　这一切恍然如梦。
　　十五
　　刘欢有一首歌叫《从头再来》，“心若在，梦就在，天地之间还有真爱，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这首歌词很是雄浑，曲子也很有壮怀激烈的意味，让我有些难过的是，这首歌原是鼓励那些“下岗工人”的“主题音乐”，当一个满眼绝望的下岗女工从破败的房屋走出来时，刘欢老师满怀感情地将音乐气氛推向高潮，我看着听着真是感动，恨不能自己也把手头的工作辞了，然后“从头再来”，这是一种艺术的力量。
　　刘欢老师基于何种目的并不重要，也许没有什么目的。问题是，刘欢老师到底对中国目前的下岗工人有多少了解？下岗问题、国有资产流失及权力寻租之间有什么联系？这样不问原因就让对方“从头再来”，多少有点强盗的逻辑吧？如果这些问题不在你的研究范围之内，至少你可以避开搞点别的煸情吧？
　　十六
　　我在部队时，首长们就教导我说:“你的行为不是代表你个人，你是代表某某连某某营，没有集体哪来个人？”我那时就觉得自己是这个集体生下来了“崽子”，我连块肉也不算，但我又很高兴，因为我代表了那么大的一个组织，直到后来我发现除了跟个二百五一样的点头和举手，什么也不能代表，而且我所代表的那个集体在获得了所谓的荣誉时，除了首长们有面子，我一点感觉也没有，我开始对这个说法起了怀疑，又为自己不能代表自己感到窝囊。
　　比如说，现在有人污辱了我，我可以觉得这是在污辱了我的集体，可是，这说法也有点可笑，因为气的睡不着的那个人确确实实是我本人，集体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当形式上的文*革结束后，全中国就四个人是混蛋，其余的人都跟没事儿似的，还有点“过大年”的味道。因为这事儿是打着集体的名义干的，跟个人不刮边儿，你想抢着去负责也没这机会给你：你算老几？反革命这事你也配干？这就跟一个没长到一米高的孩子非常不体谅大人的问上一句：“凭什么看电影时不给我买票”？令人哭笑不得。
　　十七
　　陈道明演的康熙对着臣子们说，“记住，百姓是不可以得罪的”。
　　很多人激动地拍着巴掌为这句意识形态味极浓、煸情成分极重的话叫好。
　　是的，百姓是不能得罪，但却可以骗，而且骗的很轻松，从古到今只用一种骗术就够了，因为看过杀头，回家睡上一大觉，醒来后就会听到革命的号角，想起一堆堆慷慨的陈辞，绝不会有半点难过。譬如现在，就有人怀念起文*革时"没有性病"；怀念毛泽东时代"没有贪官"，就是少有人来怀念一下我们曾有过的愚蠢与耻辱。
　　十八
　　毛泽东曾说，像苏联这样的事情（指苏共二十大，即对斯大林开始反思的标志）绝不会发生在英、法、美等西方国家，这里的潜台词，聪明人一看就明白，其实在毛的内心深处比那些“反右”中拼命想表达真理的知识分子清醒多了。
　　“苏共二十大”之后，在毛的世界中，赫鲁晓夫无疑是比“皇帝新装”那个孩子更可恶的人！在受了这样大的刺激后，比毛还聪明的人是林彪，他提出“毛泽东百年后，谁要是发表赫鲁晓夫那样的报告，就要全党诛之，全民诛之”。
　　现在想来，“林接班”的话也充满了黑色幽默，他不用担心“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十九
　　契诃夫还有一个叫《万卡》的短篇。
　　九岁的男孩万卡在饱受了当学徒的凌辱后，把身受的痛苦与眼泪汇成了一封封寄给爷爷的信，希望爷爷能带他离开这个不幸的地方，信写好后，孩子在收信人的地址上写道：“寄给乡下的爷爷收”。这永远无人知道的“乡下”在哪里没人知晓，孩子只是寄出了一颗追求幸福的心。
　　这种无法传递与沟通的失语的痛苦，寄出百余年后却传到我的手心。
　　二十
　　刚刚从贫困潦倒的生活中谋得一个征税员的职位,又因强征教堂的麦子来抵偿贫苦百姓的赋税而锒铛入狱,多年浸尽在黑暗现实中的塞万提斯终于醒悟了,留给后世一部足抵千年风尘的《堂吉诃德》。
　　然而，我到是觉得中国人目前尚没有心理资本与生理资本去做堂吉诃德，这种理想化的个性色彩太浓烈，倘若中国人学而不思或学而不精，则蜕变为极左主义，变得不顾客观事实，捕风捉影，看似激烈，实则空虚。
　　二十一
　　有人质问李敖，如果你生在大陆的文*革呢？你还会这样勇武么？李敖的回答让我沉思了好一阵：
　　“当时在我无奈的时候，我可以不可以少说一句啊？我可不可以保留一点点天良啊？我可不可以少做一次坏蛋，多表白一下真我，少说一句谎话？”
　　这就是一种“无权者的权力”。
　　无权者的权力是哈维尔建议的一个关于在专制主义下的公民生存方式.即"讲真话,办实事".在一个合理的社会,每一个公民都有对政治的参与和拒绝的权力，每一次权力的运用都是对自身存在的认定。
　　可事实上，他们忽略了另外一种可能，即沉默的权力也不复存在。王元化先生在一篇回忆文*革的文章中讲道：“你可以埋头干活，缄口不言，然而那样的问题更大，叫做'抗拒改造'，得到的反应首先就是'打你的态度'，总之，非要你开口不可，不开口是办不到的，而只要你一开口，那一定又有岔子可抓”。
　　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还能拥有顾准，让我怎么想都觉得了不起。
　　二十二
　　重读昆德拉的《玩笑》，印象最深的还是书中主人公对大家一起举手放逐他的痛苦，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无恨无仇却愿意加入迫*害*他的行列中。
　　我读小学和读中学时，课堂上经常有学生偷偷讲话，有的老师就会问大家：“现在有人搞乱课堂，我们要不要请他出去！”全班齐刷刷地喊：“要他出去，要他出去！”现在想起这个场面仍觉得震惊，震惊中看到那个犯了错误的学生灰溜溜地走出教室的门，消失在一阵呼喊声中，人影越来越小，声音如此强大。
　　我把这种现象命名为“课堂暴力”，它是发生于美丽时季的暴力，这种暴力无人注意，这种暴力被赋予了“正义”，但是人们不知道，这种暴力因子却会在很长时间里支配着年轻人的灵魂，太多的年轻人就这样加入到合唱中，让这个民族变得多灾多难，不堪入目，丑陋无比，从他们身上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当年那些德国孩子用石块打犹太人的影子，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小兵们将老师打得头破血流。
　　大家说，那个时代过去了，我想说，过去的只是一个事件。
　　多少年后，我在部队里再一次面对这种“课堂暴力”，那些兵们执行着一项权力，这种权力可以随时看别人的内衣和袜子，如果有不符标准的内衣和袜子就要受到惩罚，这种权力在那些从农村来的青年们手里变得神圣，变得面目狰狞，变成个人邪恶的欲望。
　　还好，我看到了自己可悲的面孔。
　　二十三
　　中国有句话叫做“睁着眼睛说瞎话”。睁着眼睛怎么说瞎话呢？这其实很好办到，只要睁着眼睛只看一个方向，就无所顾及了。
　　前伊拉克新闻部长萨哈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记者问他：“我们来时，看到有美军的坦克在活动。”
　　萨哈夫直瞪着前方说：“不，那是被我们摧毁的坦克。”
　　记者大惑：“可是，我们明明发现那炮塔还在转动。”
　　萨哈夫仍瞪着前方：“我再重申一次，那是被我们摧毁的坦克。”
　　看，信仰的力量有多大！
二十四
　　有些西方学者很喜欢反思，反思历史的细节。
　　罗素大师说，当年伽利略先生向教会读忏悔书时的那一跪，跪掉了人格尊严不算，整个意大利在一百多年的历史里再也没有出现过伟大的科学家。
　　我们跪了那么多次，跪了那么多年，人家不让跪还要主动跪，这样推算一下，真是悲观的要命。

二十五
　　有一种人，生的伟大，死得幸运。
　　鲁迅，1936年去世，鲁迅若泉下有知，有一天，周扬也成了反革命份子，他一定会觉得自己幸运，曾经拿他当盾牌用的人已经列出他活在文*革的后果：“要么做牢，要么沉默”。
　　储安平，1966年失踪，虽然失踪前已是伤痕累累，但，毕竟，1966年后他的肉体不见了。当年骂过他的吴晗在三年后也走了死路，何况是一个敢言“党天下”的人。
　　这样的名单还可以拉下去，老舍、傅雷、范长江………
　　二十六
　　什么是风度？
　　北洋军阀时期，无知无畏的军阀们把北大校长的位置给了蔡元培，无论基于何种考虑，至少有一点不能忽视，那就是在军阀们眼里，蔡元培先生虽然是国民党，虽然是他们的敌人，但这个位置他是胜任的。
　　国民党执政时期，国民党的中科院院长胡适把身为共产党的郭沫若推上院士的座位，说到底，那个院士的位置，他郭沫若有资格坐上去。在胡适之的世界里，学问最大，政治的事情没资格与学问相提并论，这也难怪后来适之先生在1949年时仓皇赴美，后又客死台湾。
　　抛开政治，回到文艺复兴时的佛罗伦萨，米开朗基罗七十二岁那年被请出重新主持圣彼得大教堂的修筑工程，由于该工程的前任主持博拉曼特与米开朗基罗有些恩怨，所以米开朗基罗提出要修改博拉曼特的设计方案，教会同意了。可以当大师拿出仇敌的设计方案时惊呆了：“如果我否认了这个杰出的设计，我会遗臭万年！”
　　拥有尊重起码事实的勇气，就可以获得这种风度。
　　二十七
　　李敖讲，他的叔叔是名坚贞的共产党。
　　抗战时，他的叔叔坐了日本人的牢，因为他是共产党。
　　内战时，他的叔叔坐了国民党的牢，因为他是共产党。
　　解放后，李大叔继续坐牢，因为他的历史交待不清。
　　这一生与信任有缘，这一生都在受到肉体禁锢，这一生享尽黑色幽默。
　　二十八
　　如果说韩寒、春树这些年轻人质问现行教育体制的的方式有些幼稚，那余杰这样的人总不至于也犯幼稚病吧？
　　时至今日，中国的教育问题仅仅是教育问题么？
　　何清琏女士有句话说得好，她说，如果从单一学科的角度来思考当下的中国问题，结果往往是力不从心。
　　不痛不痒的说了一堆废话，想证明的是自己的勇敢还是别人的无知？
　　二十九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生活变成一个密码时代，一觉醒来忘了密码实乃经典搞笑。
　　三十
　　不久前，听说日本来了一个大学生乐团，他们在台上表演时，我国的一些年轻的爱国同胞想用投掷可乐瓶、起哄等方式将他们赶下台，可惜那几个日本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仍坚持演出完毕，我以为，要是扔几颗手雷也就解决了，不但他们无法在我国演唱靡靡之音，而且连人都被结果掉，岂不痛快？所以，这样的爱国行为终究不算彻底。
　　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那一年，有些爱国同胞在网上发贴子说：看来帝国主义我之心不死，西方社会对我们的冷战观念一直没有间断…………说实话，我看了后觉得挺不舒服，觉得我们有点像个受过伤害的妇女，看哪个男人都像流氓的意味，后来一想，这一百多年，中国人一直受窝囊气，被好几个国家欺负来欺负去，又是割地又是赔钱，我们好不容易开始建设社会主义，你们又炸人家使馆，这什么态度嘛，这样一想，我也就理解同胞们的愤怒了。
　　有些激动的同胞像巴勒斯坦人对付以色列人一样用石块击打在华的美国人，而且排着长队去美国驻华使馆前抗议，这种情形真是久违了，我生出好些感动，以为五四精神长存不息，香火未泯，值得欣慰，美国人自以为在白宫门前骂几声美国政府就算民主自由了，我们连美国总统都可以大骂特骂，岂不是更自由和民主？那时候，学生和知识分子特激动，终于有了机会表示爱国，但是激动了一阵就没了，这算是“半彻底”的爱国，还是没有达到让美国人也尝尝被炸的爱国性报复。
　　终于“911”事件出现了，我们丢掉的是一个使馆，他们丢掉了标志性建筑------世贸大厦，死伤无数不说，政府面子丢到鞋跟儿下面，真是大快人心，连我们的媒体报导都显出一种兴奋的感觉，但是事故的造成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美帝”受打击据说是一个叫本拉登的人干的，这谈何爱国？最多是“间接爱国”，至于“911”后，我们有些文化衫背后印着本拉·登头像，手机上刻有本·拉登的浮雕仍是间接行为，并无爱国之实。
　　如果一定要找出词语来赞扬几声，我想说，这些人有爱国之心。
　　三十一
　　画虎不成反类犬，至多丢人栽跟头。
　　学“辩证法”不成，则有“是非难断”之虞。
　　三十二
　　恐惧，是因为内心不得安宁，这种不安宁是一种更大的不自由。
　　自由，远非可以随意支配或者不让他人支配某个单独的肉体与灵魂这样简单。
　　三十三
　　我想，周作人的书还是在深夜读起来有味道。
　　知堂老人品咂着辛酸自知的苦茶，慢慢提笔道："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清飘飘的茶香就在枕边，车水马龙的嚣嚣原来竟敌不过这苦茶一杯。
　　三十四
　　三年前，一个飘雪的夜，我在读《日瓦格医生》。
　　医生在瓦雷金诺的旧宅，同我一样也是个寒夜，在他不经意间抖落的温情被我轻轻拾起：“他看见枕着雪白枕头熟睡的拉拉和卡坚卡两个人的脑袋，洁净的床单，洁净的房间，她们两人洁净的轮廓，同洁净的冬夜，白雪，星星和月亮融合成一股相等的热浪”。台灯下写作的医生扭回头继续着他的诗文，而我却陷入一片美丽的沉静中……
　　三十五
　　买椟还珠说的是舍本逐末，犹言取舍不当。可是，我总觉得“还珠者”实在可爱的很，他只不过是做了一个自定义的价值观就要受嘲笑，真不应该。
　　我的一个朋友虽然没有还珠，但却因为一个皮包的精美而买了人家的两万多块的笔记本电脑。
　　从前，我在书店里转着时，看到有一本叫《不如，你送我一场春雨》散文集，虽然文章风格不是我喜欢的那一类，可是，为了这个名字，花上十几块钱还是值得。
　　想想看，肉欲四溢，物欲横流，浓重的晕意砸得人眼皮抬不起之时，洋洋文字中冒出轻轻一句“送我一场春雨”，何等惬意！
　　这种舒服，还几颗“珠”又何妨呢？
　　三十六
　　古、今、中、外，所有文字在我眼里都没有绝对的真实，所以阅读、所以引用、所以信任、所以感动、所以欣赏与憎恶，都有我的标准：看哪一个文字更接近于真实，对比同一事件的N种描述，看看哪一个更符合自己的理解，符合自己的理解就是真实。
　　文字的欺骗性太大，写文字的人说谎十之有九，包括我本人，我写过的文字，有很多在实际生活中无法实践，文字是用来看的，用来做思考的辅助手段，倘以白纸黑字作为真理，真是傻透了。姑妄写之，姑妄信之吧。
　　这种虚伪有时真是无可奈何，可以做的就是用脑子想一下。
　　三十七
　　若一定要找出同情斯大林的理由。理由是：
　　在斯大林身后天天盯着反革命行踪的党棍们要整帕斯捷尔纳克时，斯大林无奈地说：“算了吧，那个人生活在天上。”
　　有人要“教育”肖斯塔科维奇的时候，斯大林说：“算了，那人傻痴痴的。”
　　当尤金娜写信“污辱”斯大林时，（那封信写得实在是高）打手们都等着斯大林发火而后“行动”，但斯大林面无表情，此事亦作罢。
　　像这样的事情还可以找出来，我不是要说斯大林身上人性尚存，而是想不通，斯大林这样做的心理依据是什么？尊重艺术还是尊重艺术家？或者还是另有说法？
　　据说，斯大林临终前最后听到的声音就是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23钢琴协奏曲》。
　　三十八
　　300年来，中国文化界有三个人在我看来是奇迹。
　　一是曹雪芹，他将所有反抗和怀疑全部倾注到艺术作品中，创造了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无可突破的高峰，我向来不喜欢用绝对的观念看事情，但是《红楼梦》可以用上“绝对”二字，须知，那是一部出自“康乾盛世”的书稿。
　　二是鲁迅，他将所有思考和精力全部用在精神界的战斗中，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我们写出那些自以为是的思考型文字，他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有更精道的文章，他反抗“一切形式的奴役”不独对人也对事，可我们直到今天还在就事论人，就人论事；他所有的反叛全部建立在“个人思考”的基础上，而我们今天所做的思考又要常常挂在某个宏大的背景下，有些激昂的论调在鲁迅的留学时代就看透了。而那部在思想深度上足以超过“红楼”的《阿Q正传》，一直“转”到今天，也没让我们转出那个圈子。
　　三是李敖，虽然他的学问不乏粗疏，但他将所有学问与天才都作为实际动作的立论，说的是这套，做的也是这套，这就是李敖，在他的文字中，我发现有几个固定的态度在支掌着他的行为：“单打独斗”和“不怨天尤人”，不退不和、不悲不求、不困不厌，这样一个人，实在百年不遇。
　　艺术、思想、行为，三点一线够成中国历史最好看的一道风景。
　　三十九
　　三年前，我在网上写文章时，有人说我是“就地打滚的良知”。
　　一年前，读到一些关于明朝的学术文章，才算找到打滚的“出处”，明代有一个泰州学派，其门下有一学士叫颜钧，号山农，颜山农这人常常自封为圣人，书上说他“服古冠服，乘招摇车”，又说“见满街都是圣人”，他老师王阳明笑他说：“满街人倒是看你像圣人”。他就是这样一位活在自己个性里的读书人，有点迂，有点好笑，有一次，他在讲学时，忽然就地打起滚，还说“试看我良知”，从此被友人引为笑柄。
　　万历年间的李卓吾应该是第一个被骂打滚的人，有一次，耿定向（原来李贽曾在他门下做门客）写信给李卓吾写信时就说李的良知其实不过“就地打滚”。
　　李卓吾看过信后，提笔写道：“所云山农打滚事，则浅学未曾闻之；若果有之，则山农自得良知真趣，自打而自滚之，何与诸人事？而又以为禅机也。夫世间打滚人何限，日夜无休时：大庭广众之中，谄事权贵人以保一日之荣；暗室屋漏之内，为奴颜婢膝事以幸一时之宠。无人不然，无时不然，无一刻不打滚，而独山农一打滚便为笑柄也！侗老（指耿定向）恐人效之，便日日滚将去。予谓山农亦一时打滚，向后绝不闻有道山农滚者，则虽山农亦不能终身滚，而况他人乎？即他人亦未有闻学山农滚者，而何必愁人之学山农滚也？此皆平日杞忧太重之故。
　　吾独憾山农不能终身滚也。当滚时，内不见己，外不见人，无美于中，无丑于外，不背而身不获，行庭而人不见，内外两忘，身心如一。难矣！难矣！不知山农果有此乎？不知山农果能终身滚滚乎？吾恐亦未能到此耳。若果能到此，便是吾师，吾岂敢以他人笑故，而遂疑此老耶？”

世间哪一个人不打滚，又有哪一个人不是因为打滚而生？山农打滚是“内不见已，外不见人”，这种人我两忘的境界被李贽接到手后激赏不已，可惜的是李贽最后的结局到不是死于打滚，而是死于不肯打滚。
　　四十
　　读古书时，常常觉得现代人的智力退化了。
　　现代人在爱国时总不忘把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句端出来亮相，至于顾炎武究竟想讲些什么到是很不再意。
　　这句话其实是有着更深的意思，顾炎武不过是做了一个对比：亡国和亡天下的对比，他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一句说得何等痛快，一针见血，关于吃人的概念，恐怕顾老前辈早有见解。他进而又讲到两者的拥护方：“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美军进攻伊拉克时，伊拉克政府将未成年的小孩子都搬了出来，孩子们手里拿着枪，对着摄像机说：“我们要保卫总统萨达姆！”这就怕亡国。后来，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开始对美军有所抵抗情绪，整个阿拉伯民族有所动作，这就是怕亡天下。
　　这两个概念有时候很难区分的开，所以，鲁迅先生就说我们只有两种命运，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
　　四十一
　　美国费尽全身力气打倒伊拉克，控制中东局面，以为这下可以站在欧盟面前显显霸气。
　　没成想，当美国在伊拉克处处栽跟头的时候，欧盟东扩，势力泛围再次让美国来了一次“透心凉”，其尴尬表情实在耐人寻味。
　　四十二
　　中国人的爱国情结常常是自相矛盾而且令人百思不解。
　　现在在北京，佘幼芝一家还在替明代将军袁崇焕守墓，媒体上说这种爱国精神实在感人，首先说袁将军是被汉人的皇帝杀了头，虽然他抗清坚决，但中国的军人玩政治常常是头破血流，如果我再联想一下李自成进城和史书上所谓的康乾盛世，外加上所谓的晚清的爱国将领左宗棠收复新疆之类的传奇故事，我一下子就蒙掉了，我即说不清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又搞不懂应该去拥护和赞扬哪些人为爱国者。
　　突然想起央视的《新闻调查》采访某位官员，官员指着自己签名的协议书面对记者的提问说一句：“这是书面语”。我想，我们的历史观，最好也应该搞清楚什么是“书面语”。
　　四十三
　　东汉的党锢之祸事发后，李膺、范游等200多搞革命的人被捕，这个时候，太尉陈蕃力谏桓帝，他对领导说：“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异？”桓帝听了气得跺脚，随便找个借口把这瞎说实话的哥们给辞了。陈蕃力问这任领导与上任领导“何异”？这实在是个笑话，如若有“异”，那“第三样”的世界早就有了雏形，何苦玩了二千多年。所谓的“异”不过是最初时用来打天下的，而坐下天想“异”就会生乱，被治者若给一个“异”的机会，要么诚惶诚恐，要么就傻兮兮地钻进了“阳谋”的套子。党锢之祸不久，黄巾起义事发，这一次又是打着“异”的大旗。四十四
　　读史书常常怀疑中国百姓的整体水准。
　　同样是北京的老百姓，同样都是被明朝皇帝杀死，于谦死了，史书上说男女老少全体痛哭，而袁崇焕死掉，则大家都来吃他被“凌迟”下来的肉，原因是于谦虽死，但他生前将冒犯北京的瓦剌人兵退，袁崇焕虽然战胜，但被污“引清兵进京”，中国百姓骂汉奸是最拿手的事，即安全又不失爱国之心，类似这样的事情只要天下一安稳，如果确有冤枉，那也只好将过错推到统治阶级昏庸和侵略者无道这两样身上，老百姓从来没有责任。只听说当官的昏，从未听说百姓昏，历代以来，凡有入侵，最先举手投降的差不多全是百姓，百姓没有理由在政府不保护自己的状态下做无谓牺牲，但回过头来，将最残忍的手段用在同胞身上的也是老百姓，但因为是弱势群体，所以也就无人追讨。
　　不投降的事情，到也有一件较为好玩，那就是公元３０８年，刘渊带兵攻洛阳。洛阳的老百姓虽然被西晋政府搞得生不如死，但奇怪的是却出现了军民一起抵抗刘渊的情况，同样做奴隶，但是不能给匈奴人刘渊做奴隶，所以刘渊不得不退兵。此后西晋虽灭，但是胡人来侵略的现实仍没法改变，看来，百姓也并非墙头草，在做奴隶的问题上还是要坚持做自己人的奴隶。
　　四十五
　　现在是凌晨两点二十分。
　　我突然觉得写作丧失了一切意义，窗外还是无尽的暗夜，我能抓住的东西越来越少，少到所剩无几。
(暗 夜 思 索 （思想珍珠散地！！） 全文完

爱新觉罗·启程:何新著作读书笔记

爱新觉罗·启程:何新著作读书笔记
何新著作读书笔记(转）
来源 http://aisingioro.bokee.com/179383.html#comment
　　读何新的几本书，随手写下的数则读书笔记。
　　1、论"历史解释"
　　历史实体存在的复杂丰富性，以及人类认知的片面性，会导致史学解释难以避免的见仁见智的随机性（即主观性）。在一定意义上，历史解释与文学艺术一样具有自由性和创造性。但是历史与国家民族利益直接攸关。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必须限制和规范主流历史解释的这种自由和随意。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6页
　　对历史中"阶级斗争"的歌颂和宣传，目前仍渗透在多数历史展览、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当前在理论上提出这一点，修正过去的一些历史观念，对于引导史学界重新设计一套有利于以爱国主义为本位的新历史哲学观念，对于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根本意义在于使人们理解：社会进步、国家发展，归根结底要依靠经济发展和良性的社会改革，而绝不是激进的造反和暴力革命。我个人认为，一个执政党所需要的历史哲学与一个正在夺权的革命党所需要的历史哲学（"斗争哲学"）是完全不同的。说到底，这就是治国安国之道所需要的舆论氛围与夺权革命所需要的舆论氛围的不同。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15—16页
　　在尊重学术自由的前提下，历史解释的多元共存应当受到保护。但"主流历史解释"有时却以"国家民族利益"之名谋求独尊地位，甚至强行灌输洗脑（如在历史展览和教科书中的渗透）。这样的"主流历史解释"已然对学术自由的多元格局构成侵害。因此，若限制和规范"主流历史解释"的随意，就必须回归公民个体本位，守护以个人自由与精神自治为核心的公民价值。新历史哲学观念不是以利益需要和工具立场而被动地"设计"出来的，它是人性成长的果实，是精神发展的标志，是公民个体在精神意义上诞生与挺立后的真实觉悟。历史观念是公民的自我理解，是公民价值的觉醒与张扬。那种出于工具主义态度，为"需要"而刻意营造的"舆论氛围"，只能是新的历史哲学观念批判反省的对象。
　　站在公民个体本位和公民价值立场重新审视作为"历史解释"的"国家民族利益"，就必须承认"国家民族利益"是具体的、可还原的，它取决于每一个公民个体的自由意志和理性选择。抽象的"国家民族利益"是权力的工具，是管理的技术和规训的理由，它不允许追问，但命定将在理性的追问中黯然无光。追问历史是一种公民权利，在追问中拓展与深化认知，并将这种拓展与深化进一步上升为理论与哲学，则是公民行使其宪政权利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新历史哲学观念并非权力的恩赐与施与，它的生成意味着营造"舆论氛围"以规训公众的"精神工具"历史观注定走向式微。
　　2、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
　　已故杰出史传家朱东润先生在所著《张居正大传》书后曾深有寄托地说：
　　"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追溯到自己的祖先的时候，总会发见许多可歌可泣的事实；有的显焕一些，有的黯淡一些。但是每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为发展而努力，乃至为生存而流血；我们对于过去，固然看到无穷的光辉，对于将来，也必然抱有更大的期待。努力啊，每一个中华民族的儿女！"（《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一卷422页）
　　列祖列宗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历史中国。现在必须创造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中国人！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7页
　　当朱东润先生写道："整个的中国，不是一家一姓的事。"我们能体会到这一命题所蕴藏的批判锋芒。在"民族国家意识"的经典框架中，"一家一姓"作为国家权力的符号化，代表着与"整个的中国"亦即每个中国人的理性与情感相对立的绝对暴力。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又将这种国家权力的绝对暴力进一步复杂化、技术化、微观化。这种"现代"进程将作为规训技术之对象的普通民众进一步塑形为现代自我规训技术的承担者。法哲密歇尔·福柯将此义论之甚详。"当我们想到自己的祖先曾经为自由而奋斗"，与这无边的黑暗相抗：我们对将来的期待就只能是那照亮无边的黑暗的永恒的自由。我相信朱东润先生这段话确系"深有寄托"。
　　以公民个体本位为底限，以世界公民理念为方向，在个体与世界的宏大坐标系中重新定位自我，并以反抗绝对暴力作为建构自由的方式，这个体与世界的坐标系使今日"整个的中国"有可能不再辜负昔日"伟大的历史中国"，创造具有现代公民价值的中国人也因而成为可能。
　　3、论民间信仰与农民起义
　　"在历史中一些所谓农民起义中，有多次都与中国社会下层愚昧的民间巫教信仰和邪*教意识形态有关。"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14页
　　"历代农民起义情况十分复杂。其中有些农民起义实际是以邪*教作为精神动员工具（如汉末黄巾起义、明清白莲教等，包括太平天国）。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仍正面宣传歌颂这种愚昧的农**动，对国家是有弊无利的。"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15页
　　"当主流意识形态陷入分裂纷争而异端蜂起之时，则在社会下层之精神世界中，邪*教必趁虚而起。成为民间之野心家、阴谋家用以蛊惑人心，组织下层社会结众生变的一种精神力量。"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18页
　　"曾参与太平天国早期起事而后被俘的天地会首领洪大全，在其给清廷的自供状中说他曾对洪秀全讲：‘开辟以来，未见以妖术而得天下者。'信然！"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20页
　　应当如何理解民间信仰与农民起义？以往"阶级斗争决定论的历史观"盲目推崇农民战争，是对历史真实的扭曲；但"历史宣传的导向"因"政治背景"而急转，更是对历史真实的蔑视。理解民间信仰与农民起义的是非曲直，必须持守人道人权的基本价值立场。
　　第一，信仰自由、"下层社会结众"和"对压迫的反抗"（法国《人权宣言》）是基本人权。史家陈垣先生在评价摩尼教在中国之命运时说："摩尼教治己极严，待人极恕，自奉极约，用财极公，不失为一道德宗教。当信仰不自由之世，以无大力者为之护法，遂陷于左道惑众之条，可叹也！"生活在一个"信仰自由之世"，有权利自由地选择"治己"与"待人"的方式，拥有完整和独立的内心生活，这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在精神上对抗政府权威的前提。否则，民间社会（自由民）的精神力量与政府权威的控制力量间失去平衡而"生变"，激烈反抗（包括"农民起义"）就是不可能也不应当避免的了。以摩尼教为例，武则天时代的中国就曾有其合法传布的空间。虞云国先生在《房龙·金庸·吃菜事魔》中说："正体现了大唐盛世那种恢宏的开放精神。""元代混一区宇，前期对宗教采取开放政策，也承认明教和白莲教、白云宗的合法性。"开放社会尊重人权，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衡之古今皆然。
　　第二，民间信仰并不必然导致农民起义的发生。民间信仰是民间社会的自我意识。据虞云国先生讲："入宋以来的百余年间，明教水波不兴。"也就是说，民间信仰在相对开放和人道的社会环境中本可以作为建设性的制衡力量而存在。"社会下层的精神世界"本应是自治的。理想的格局是：在与政府权威的互动关系中，它既融解政府权力的刚性，又成为政府权力的边界。法学家梁治平教授认为：作为"旧的民间社会形态"的民间宗教"并不必然是破坏性的社会因素"，反而属于"多少具有自治性格的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或可"促进社群利益和地方社会整合"[注解从略]，成为现代性道路的建构力量。这是从一个更为积极的角度对民间宗教的价值意义的肯定。
　　第三，激起反抗的根本原因是社会苦难。国家权力的绝对暴力应当为建设性力量朝向破坏性力量的转换承担主要责任。"对社会底层的苦难民众来说，宗教异端在抚平创痛和激起反抗之间是很容易转化的，其临界点的坐标即定在苦难的程度和民众的忍耐力的交叉点上。"[虞云国语，注解从略]美国思想家房龙有云："官方的不宽容权力浩大，它可以置无辜的人于死地。"这种"官方的不宽容"竟可以"置无辜的人于死地"！按汉娜·阿伦特的界定，这已远非"权力"而应属"绝对暴力"无疑！正是"绝对暴力"造就了同样诉诸于暴力的激烈反抗。统治者往往误认为暴力无所不能，遂令民间社会与政府权威间的张力完全崩解。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据史家孟森先生言："（嘉庆白莲教）及其被捕，临刑多迷而不悔，俯首就戮，嬉笑自若，尚云来世转生。"对统治者的暴力信仰给予最致命打击的恰是这气吞山河的民间社会及民间信仰的内在尊严。
　　第四，对国家权力的暴力与农民起义的暴力都应当予以严厉谴责。孟森先生讲："清廷严责所司穷缉，自河南而安徽而湖北，州县官奉行不善，株连罗织至数千人，民间坐是破家亡命，不可胜计。"这不是国家恐怖主义又是什么？有些百姓并未参与起事，只因"倡言清运将尽"而获罪；更多的被害人连"煽动流俗"的言论都没有，实受"连坐"之害。我们谴责农民战争"杀人如麻"，更不能有意隐讳国家权力"杀人如麻"及其在历史和文化上造成的重大破坏性影响。爱和平，爱生命，反暴力，反战争，永远是人道主义的基本主题，也同样是民间信仰中有生命力的精华内容。只是同样也需要铭记，如若所有人在国家恐怖主义的黑暗中温驯地引颈就戮，那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臣民社会。
　　第五、客观评价民间信仰是实现历史公正的基本要求。在古代历史编篡学和"臣民价值"的信徒的视野中，称民间信仰为"妖术"、"巫教"、"邪*教"、"愚昧"，称民间宗教家为"野心家"、"阴谋家"，这当然是出自统治阶层的政治偏见和技术理性的工具主义世界观。民间信仰之所以具有"抚平创痛"的功能，是因为它支撑着民间社会对于超验事物的精神体验。哈贝马斯在《后形而上学思想》中说："（交往理性）将同宗教有礼有节地和平共处。"[注解从略]这也是清醒和自省的现代公民对待民间信仰的理性态度。同样，对民间宗教家创造生命意义和传达内心体验的人生探索，也应当葆有基本的敬畏和尊重。承认人类心智的有限性，就应当放弃对超验之维的工具性解读，对未知事物持守理性的谦逊。不再沿袭专制时代统治者使用的陈旧的诬蔑性称谓，是实现历史公正的基本要求。当然，合理的世俗社会无法容忍政教合一（亦即"以妖术而得天下"）的"国家宗教"。宗教往往因其惑于"国家性"而丧失其制衡国家权力的张力，从而最终蜕变为"邪*教"。当民间信仰如柏杨《中国人史纲》所言"被权力摆布得发狂"，试图建构神权政治，它就成了新历史哲学观念批判的对象。站在公民价值的立场，评判正与邪，端赖其是否能够在国家权力的暴力威压之下挺身维系个人的人身权利与人性尊严。将信仰付诸政治暴力，只能称之为"邪*教"与"妖术"。不过，洪大全自供状所言"以妖术而得天下者"却于史屡见，并不稀有。这种恐怖的"妖术"，甚至将权力的触须伸入个人的内心，试图规定和限制个人对于事物的感受和体验。当"天下"可以还原和归因于每一个普通而尊严的"个人"，当"天下"可以作为"个人"反抗暴力侵害的理据和支撑，这种"妖术"作乱的政治格局就将永不再临。

4、论国家与宗教的关系
　　"绝不能使宗教社团成为蔑视法律和国家权威的国中之国。在世界历史上，每当发生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国家与宗教的对抗。只有国家才是世俗社会的唯一权威。国家本身就是神圣的。"
　　——《思考1：我的哲学和宗教观》20页
　　理解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必须对涉及到的基本概念范畴有基本的了解。简单地讲，应明确如下数点：
　　1、法律与国家权威不是简单的同义语。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跃迁，其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在公民权利的反抗与挑战之下，国家权威被迫寻求其合法性的自我论证，这样也就必须诉诸法律背后的自由权利。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宪政框架下，如哈贝马斯所言："政治权力并不是与法律外在并置，而是被法律所预设、并且自身也置于法律之中。"[注解从略]也就是说，限制国家权威是法律的题中应有之义。只有当法律保障个人的交往自由，只有当"政治权力"将自身"置于法律之中"，这样的"政治权力"才是合法的，这样的法律才是不应当被"蔑视"的。公民权利（尤其是公民的交往自由权利）永远蔑视那种丧失其内在合法性的"法律和国家权威"。
　　2、宗教社团与法律间的关系是以权利为中心的。在现代社会中，法律对公民结社自由的保护是宗教社团合法性的基础。公民结社权利包括自由地组成共同体或退出共同体的权利，以及在该共同体中相互自由交往的权利。只要宗教社团是开放的，尊重成员自由意志的，就应因完整地承担公民结社权利而受到法律保护。
　　3、国家与宗教的对抗不能单纯归咎于宗教。中世纪的教权与王权之争，最终导致政教分离与信仰自由的原则成为现代宪政精义的重要内容。当宗教社团存在的正当性受到国家权威的威胁，当国家权威要求将法律反过来置身于它之中并从属于它，公民的精神自治和个人自由就失去了法律的保护，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这样，国家与宗教的对抗（实质上是国家权威与公民价值的对抗）就在所难免了。
　　4、国家并非世俗社会的唯一权威。合理的世俗社会要求公共权力能够始终受到社会成员的自主支配，简言之，即逐渐逼近民间社会的真正自治，让民间社会拥有能够与国家权威相抗衡的强大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承担者将是多元的、自生的，社团（包括宗教社团）和个人（包括民间宗教家）均在其列。按哈贝马斯的想法，社会由国家、市场和生活世界三部分组成。其实，在这三部分当中，只有生活世界堪称人们行动的出发点。所谓生活世界，即"人们在那里出生、生活、最后走向死亡的世界。"[注解从略]不能相信国家与市场会体现社会公共利益，因为国家和市场总是以控制媒体、染指文化、改塑人格等方式侵袭生活世界，而生活世界则是透过依赖日常语言而进行的交往和相应的行为调整来反抗社会国家化和社会市场化的双重侵袭。在依赖日常语言而进行的交往中，社团（包括宗教社团）和个人（包括民间宗教家）的影响力只要是非暴力和非策略性的，就有可能满足民间社会的自治要求而成为合理权威。
　　5、国家本身并非神圣。"在理性面前，世上没有任何事物是绝对无条件存在的。"[作者：《当无知者遇到愤怒者》，刊于《巷报》时评版，注解从略]国家也不例外。"试看那中国的先民，当讲到‘亡国'与‘亡天下'之别时，知道有‘国'与‘天下'之别；讲起‘民为贵，社稷次之'的时候，明白有‘民'与‘社稷'之分。"[出处同上]可见制约与成全着国家的，内有更根本的‘民'的自由，外有更广博的‘天下'的和平。倘你从先民的立场下溯到现代思想的立场，会发现作为现代理性之表征的鲁迅先生，就断不会同意国家本身的先验神圣。"在鲁迅看来，一个集体或组织所以值得存在，正是由于个人在其中能够按照自由意志采取行动，甚至更有利于这种行动；也就是说，集体或组织变成了表达和行使个人权利的手段。"[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注解从略]国家正是这样的"集体或组织"，公民个体的自由意志、自由交往与自由行动是衡量它是否"值得存在"的唯一尺度。
　　5、论个人自由
　　"我这个人不仅追求精神的自由，而且也追求物质的自由。古代有一种游士寄人篱下，为‘出无车食无鱼'而弹铗悲歌，作摇尾乞怜状。我认为这是士之奇耻。"
　　——《思考1：我的哲学和宗教观》3页
　　"有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似乎首先是某种抽象道义的责任，似乎只应该为某种抽象的价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奋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间烟火，这是一种假清高。问题在于，在现实中，一切道义和价值并非纯粹抽象的，而总是具体的。我认为国家利益、社会公众（最大多数的民众）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价值。忠实于这种利益、这种价值，这就是忠诚，对国家的忠诚。"
　　——《思考1：我的哲学和宗教观》8页
　　"霍布斯说，在一切政体中，最坏的政体并不是专制而是无政府状态。（《利维坦》）今日一些人鼓吹的所谓‘民主自由'，实质就是无政府状态。其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思考1：我的哲学和宗教观》11页
　　"（人对自身命运）可以抗争、可以选择，但这种自由是相对和有限的。承认这种限制，并且要求认知和理解这种限制，通过限制而获得自由，这就是理性主义。"
　　——《思考1：我的哲学和宗教观》49—50页
　　个人自由是公民价值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是"抽象的价值"吗？能够将它等同于认识论的自由吗？它与"国家利益"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回答这些最基本同时也是最关键的理论问题正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所要求的。
　　1、个人自由并非"抽象的价值"。在现实中，个人自由总是鲜活和具体的。譬如，我在实际生活中可以享受到多少不受政治形式（指法律惩罚）和社会形式（指公众意见）干预的行动自由？这种自由是否是稳定和有保障的？当然，这种个人行动是不触犯他人合法权利的，但有可能属于反社会行为，毕竟，有大量的所谓"反社会行为"并未侵犯他人权利，比如关起门来酗酒、与桌椅谈天、读奇怪的书、以异教徒自许，等等。在19世纪启蒙思想家穆勒看来，这些都属于"个人主权"的范畴。"个人维持其主权的仅有途径，是时时刻刻监视国家，以及自我肯定而与社会意见抗衡。"[《西方政治思想史》，注解从略]在穆勒的三分法中，国家主权（正式）和社会主权（非正式）都是强势的，而个人主权则先天居于弱势地位。因此他极力主张个人靠自发主动，挺身屹立，不惜以身试法，与国家和社会相抗衡。这种思想应与哈贝马斯在"国家—市场—生活世界"的三分法中捍卫生活世界的立场有源流关系。我们欣慰地看到，人类思想的精华部分总是倾斜在天平的"个人—生活世界"一端，从而在"个人—国家"间创造出穆勒所谓"成果丰富的紧张"，为"个人主权"赢得了更多生存空间。穆勒高度评价希伯莱先知与以色列诸王的对立，认为希伯莱先知代表着个人主权的伸张，希伯莱先知与以色列诸王的对立所创造的"紧张"是犹太教灿烂文化的根源。与个人自由相对，所谓"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才是"某种抽象的价值"。离开了对具体的个人自由的捍卫，抽象地谈论"国家利益、社会公众利益"非常危险，很容易因脱离个人权利的根基而沦为政治权力的工具。
　　2、个人自由并非认识论的自由。何新对"理性主义"的界定透露出他持守的认识论自由观。认识论自由观总是试图用规律性去矫正"为所欲为"的自由。那么，当我们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为个人自由的普遍实现而奋斗，当我们说政治权力可能对个人自由造成损害，我们是在呼唤一种"为所欲为"的自由吗？显然不是！将认识论自由观运用于个人自由范畴的谬误在于：其一，个人自由不是人与自然关系范畴，而应属于人与人的关系范畴。就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上）所言："自由仅指涉人与他人间的关系，对自由的侵犯亦仅来自人的强制。"[注解从略]认识论自由观只适用于自然王国，在那里，自然规律是与"为所欲为"相对立的。譬如，在不能满足一系列严格条件的情形之下，人不可能飞翔。合规律的自由是对"为所欲为"的自由的否定。而在人类社会当中，按哈耶克的说法，对个人自由的否定是"强制"。经济学家茅于轼说得好："取消了能侵犯他人自由的特权，每个人的自由就自然存在着，用不着再去争取。"[注解从略]"强制"与"特权"岂能与自然规律同日而语！其二，个人自由特别有赖对于"界"与"界"背后的多元性的强调，坚执规律性认知有害于个人自由。而认识论自由观恰是建立在对规律性认知的仰赖基础上的。所谓规律性认知，究其根由，是对于"人类各种目的存在着终极的统一性和和谐性"[以赛亚·伯林《自由论》，注解从略]的强调。在以赛亚·伯林看来，这种"形而上学的一元论教条"可以藉以导出同一性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因而正是极权独*裁的专制之逻辑根源。自然规律固然真实存在，但并不等于某种对于人类社会的规律性认知就有权利以"合规律"之名上升为制度安排。不！这种对"界"的逾越和践踏正是个人自由的敌人！严复当年译穆勒的《论自由》，将"自由"译作"群己权界"，就已经跃出了认识论自由观在"合规律"与"为所欲为"间摇摆的思想误区。在"群权"（公权力）和"己权"（个人权利）间划"界"，使"强制"与"特权"的肆虐得到有效的防范，个人自由才有可能得到真实的保障。准确地说，个人自由与所谓"为所欲为"的自由无干，个人自由应是禁止公权力"为所欲为"的自由。在缺少制度制约的情况下，"群权"总难以逃脱对于"终极的统一性和和谐性"的冲动，因而总是倾向于同质性的，这种同质性决不仅停留于"车同轨，书同文"，它所追求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先师尝有诗句云："满街红绿乱家邦"。"满街"只有"红绿"而无其它色彩，这样的国度会是多么枯燥、压抑与恐怖！而"己权"则天然地捍卫多元性的同存，"这一个"同时即是"每一个"，和谐的实现不是通过强行统一，而是通过异质性存在的交往与共生。与前引穆勒所谓"自我肯定"相近似，以赛亚·伯林尝引巴特勒主教的话："万物都是其自身，而不是其它事物"，来阐述其自由观。此语精当地概括了个人自由的境界旨归：每个人都是其自身！以赛亚·伯林藉此"呼吁我们回到自己的本质自由和责任上"（豪舍尔语）。其实这正是以赛亚·伯林所的多元论人性模型之理性基础。


　　3、个人自由并非"无政府状态"，但必须明晰，"无政府状态"的价值立场决非"最坏的"价值立场。站在个人自由的立场，我们认为：政府权力是不得已的恶。"恶"在这里指的是政府权力的暴力属性和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的必要性。"不得已"指的是政府权力暂时仍需承担公民藉以实现自我管理的工具性职能。人创造了工具，是为了使用工具；工具却又反过来奴役人，成为使用者。这就是马克思所谓"人的本质力量"从对象化到异化的真实历程，持守个人自由的价值立场则成为反抗异化、回归自身的有效方式。异化的政府权力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异变，透过一些蛊惑性宣传工具的散播，对许多威胁其合法性的价值概念肆意进行妖魔化，并以这种妖魔化方式染指教育、文化、意识形态，试图以此迷乱人们的理性与情感。"无政府状态"的价值立场就被妖魔化得相当厉害。其实在政府权力肆虐横行的时代，"无政府状态"的点醒与提撕，正不啻为一剂强力解毒清心剂。它提醒我们：政府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政府只是人类发展历程中所经历的一种并不完美的暂时性现象。大易哲学首明"群龙无首吉"之古义，与此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古语有云：法乎其上而得其中。"无政府状态"之洒脱不羁的理论姿态，对于现实社会来说，并非陈义过高，相反，在暂时无法逃脱政府之梦魇的今日，它恰恰有助于人们在对待政府权力这一问题上建立起批判反省的参照坐标。哈贝马斯曾专门回答其论敌："我还想通过这样的研究以言施为地反驳这样一种指责：说交往行动理论对建制性现实熟视无睹，甚至说它具有一些无政府主义后果。当然，不受控制的交往自由的潜力，确实具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核心，民主法治国的建制如果要卓有成效地捍卫所有人同等的个人自由（主观自由），这个核心是它赖以为生的基础。"[《在事实和规范之间》，注解从略]这一论断精当地揭示了个人自由与"无政府状态"间的区别（交往自由接纳了"民主法治国的建制"）与联系（交往自由"有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以及"无政府状态"的理论价值（为"卓有成效地捍卫所有人同等的个人自由"提供理论支撑）。


　2004年10月26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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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余杰：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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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新闻出版署禁书事件持续发酵。迫于海内外舆论的压力，新闻出版署发言人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申明并未查禁任何书籍，邬书林亲赴禁书作者之一袁鹰家中作解释工作。虽然这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白，毕竟气势汹汹的禁令开始往回收缩。二零零六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中宣部下令停刊，引发全球声讨。在舆论压力之下，《冰点》最终得以复刊。与之相似，今年的禁书事件发生之后，作家们的公开抗争及其引发的民间声援，也破天荒地让自以为掌握了作家和出版社生杀予夺大权的出版署自食其言。

《冰点》事件和禁书事件，之所以能取得部分成功，有若干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应当在宪法的框架之内争取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中国大陆的宪法虽然有严重缺陷，比如序言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却也有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条款，这些条款在字面上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相差无几。中共虽然以之为空中楼阁，但公民完全可以“弄假成真”，温和而坚定地迫使当局将宪法中所确定的权利和自由归还民众。《冰点》事件中的编辑、记者和禁书事件的作家，正是紧扣宪法的原则，让当局在道义和法律上都处于守势，进而不得不作出部分的让步。

相反，如果完全不承认中共当局的权柄和宪法的地位，而以某种“打破一切、造反有理”的方式参与维权活动，就等于掀翻了民间与当局谈判和博弈的那张桌子，其结果必然是重蹈成王败寇、暴力泛滥的覆辙，对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冰点》事件和禁书事件的成功，是维权活动中的“非偶然性”的成功。成功的秘诀在于“维权”而非“夺权”。目前，中共政权的统治力量仍然相当强大，民间社会和公共空间虽然在迅速成长，但远远不足以与当局抗衡。在此背景下，贸然发起以“夺权”为旨归的政治运动，如组建政党、街头抗议等等，必然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并让慢慢积累起来的民间资源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而以争取自由和权利为目标的维权活动，则可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展开。这些自由与权利本来就是属于每一个公民的，只不过长期被当局非法侵占了而已。《冰点》事件和禁书事件的抗争者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争取和捍卫自己的自由与权利。当点点滴滴的自由与权利逐渐由官家向民间转移、“大社会、小政府”的发展趋势日益清晰的时候，民主化的实现也就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第三，两次事件所针对的目标，都是当局的某一具体的部门或部门主管，以及官方非法管制新闻的“潜规则”。自由和权利受到伤害的当事人，不是高调地宣布与当局决战到底、誓不两立，甚至由“受难者”进而膨胀为“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英雄”，不是怨恨地咒骂整个政权以及沉默的大众，甚至产生“吾可取而代之”的权力欲望；相反，他们以一种“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姿态，谦卑而高贵、公开而客观地将全部事实真实地呈现出来。

这样，维权者既争取到体制内改革力量的同情，也赢得了民众的尊敬。维权者不仅在网路上赢得广大网民的支持，也在海外获得了遥远的回声。《冰点》事件中，台湾作家龙应台致胡锦涛的公开信，让大陆内部的言论自由事件扩大为两岸关系事件，中共当局不得不调整政策。可见，各种正面因素整合在一起，能够形成让官方不得不让步的巨大合力。

从孙志刚事件到《冰点》事件及禁书事件，热爱自由的人们应当总结经验，因为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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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的双重人格

汉语的双重人格
文章提交者：世纪婴儿(作者网络名) 加帖在 猫眼看人
来源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13&replyid=10575467&id=1025681&skin=0&page=1

六十三、汉语的双重人格

汉语实在发达。以前是外来语，现在是网语，还有很多政治社会商业广告的生造，真是众声繁华。而汉语的发达，还在于其双重人格的构造。以下举些例子。请看：

有“士可杀不可辱”，则有“大丈夫能屈能伸”。
有“是可忍孰不可忍”，则有“小不忍则乱大谋”。

有“杀身成仁”，则有“识时务者为俊杰”。
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则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有“井底之蛙焉能知大海”，则有“一叶而知秋”。
有“富贵不能淫”，则有“有钱能使鬼推磨”。
有“公仆”，则有“父母官”。

有“华山自古一条路”，则有“条条大路通罗马”。
有“义无返顾”，则有“好汉不吃眼前亏”。
有“士为知己者死”，则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就是汉语的双重人格。它和语义褒贬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更多地表现出汉语思维的两面性。这些“泛成语”其实是历史的积淀，是我们的祖先、先人和同代们在各自的生活社会实践中根据具体语境说出来的，一定很是掷地有声。

每个人，当他得到汉语系统的完整教育之后，就能在大脑里形成完全不同的两套思维模式。一套是儒家式的义理哲学，一套则是世俗的明智文化。两套价值体系并存，常能令人不知取舍。

每个人都可以从汉语里找到自我辩护的“泛成语”，其实也就是找到了在“泛成语”及汉语背后存在的道德支撑。因为汉语的很多“泛成语”都来自于历史事件，都是从典故而来，都是五千年文明的积累。每个“泛成语”能够流传至今，正说明其道德价值为中国历史社会所容，说明这是世人所遵守的某类规则（无论是法则还是游戏规则，也无论是明规还是潜规则）中的一款。
更为复杂的是，两套体系又能交叉互动，形成许许多多的子体系。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汉语道德的依据。汉语道德与根本的伦理道德体系的不同在于，它只是一套说辞，一套宽解自己与他人的话语。它不是真正的道德，它只能在精神上得到一点点的胜利。
探讨汉语的双重人格，其实质是映射出道德本身的不确定性。我们的道德似乎正处在一个与汉语同步更新的时期。外来语带来国际的观念、世界的良知，网语影响到新一代人对社会的认知，而商业文化媒体生造出的新词汇更是令人莫测高深。

众声的喧哗意味着众生对话语权利本身的敏感。每个人在今天都逐渐有了发言的权利，甚至是制造新词、新的“泛成语”的权利与机会。


因此，汉语的这种二元人格也会更加多元化，体现出现世道德的多义性。

今天在这里开始啦~~

o(∩_∩)o...

世界网络飞速~